圖為工作中的米玉紅。
北京安貞醫院供圖
圖為心內重癥中心主任寧尚秋援藏期間為藏族同胞查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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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血管疾病是危害人類生命健康最嚴重的疾病之一。北京安貞醫院近年來提出“雙心醫療”的理念，相關科室致力于全面提升心血管臨床醫療服務的質量，關注并改善心血管疾病中的心理情緒等致病因素，發展適宜技術，規范臨床實踐，在醫療科學體系中融入更多關愛，真正做到以患者為中心，促進人民群眾全方位全周期的雙心健康。
關心患者內心感受
一位82歲的老學者，躺在北京安貞醫院急診危重癥中心的病床上，經過積極的治療本應為順利拔除氣管插管高興，老先生卻哭了起來。這是為什么？
急診危重癥中心主任米玉紅，不久前向本報記者回憶了當時的情況：“我們按照程序拔除了氣管插管，一邊鼓勵、一邊清理老人口腔的痰液……這是再正常不過的操作了。但沒想到，經歷過搶救、氣管插管、吸痰這些痛苦的過程他都沒有哭，此時卻因無法咳痰痛哭起來。”
在場的人一度不知所措。憑借著多年的經驗，米玉紅意識到，一個人連咳痰的力量都沒有，還需要別人幫助，其內心往往會受到沖擊甚至會出現自卑和頹廢的情緒。因此，她沒有絲毫猶豫，立馬上前，拍拍老人的肩膀進一步安慰，湊近老人的耳旁送去鼓勵，告訴他拔除氣管插管之后都會有類似的過程。漸漸地，老人開始平復下來。
后來有人對這件事如此評價：“年輕時他是人群中的佼佼者，安排各種事務泰然自若，可如今吐口痰都需要別人的幫助，昏迷時沒感覺，醒來后發現這一點，怎能不感到悲哀？身邊的醫護人員如同己出的兒女照顧自己，豈能不為之動容？感情是復雜的，表現是真實的。”
“患者的痛苦，技術解決不了的部分可以通過人文來彌補。在急診，沒有任何一項技術能讓患者瞬間釋然，但是語言可以。這就是我提倡人文急診、關心患者內心感受的原因。”米玉紅說。
對此，同樣面對危重癥患者的心內重癥中心（CCU）的副主任李江很認同。
“最開始說建設人文科室的時候，我們心里一方面是忐忑的，一方面是期待的。忐忑是因為在CCU重癥患者達到90%以上，大部分患者下不了床，部分患者沒有自主意識，能不能建設好人文科室，我們心里沒有把握；但他們周圍每天環繞著的，是大量冷冰冰的器械，最需要人文關懷，最需要有溫度的醫療。”李江說。
安貞醫院CCU由于救治的都是重癥患者，對患者采用“半限制性”療護方案，患者出不去，家屬進不來。“在這里的時間長了，有的患者就會產生心理上的問題。有一個詞叫‘監護室綜合征’，患者本來身體上的病就很重，如果心理上再護理不好的話，必然會影響恢復。”李江說，“我們經常遇到一些患者，在CCU時間長了，或睡眠不好，或飲食變差，甚至強烈要求出院。他們在得到精神上的溫暖和關懷以后，恢復效果就會慢慢好起來。所以從患者角度來說，建設人文科室，是很有必要的。”
讓患者活得更有質量
CCU醫生的夜班是從下午4時開始，結束的時間原則上是第二天上午8時，但實際上要看自己主管的患者病情是否穩定，如果患者病情不穩定，必須處理到病情穩定了才可以下班。
作為CCU的一名青年醫生，朱佳佳最長的一次夜班上了24小時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為CCU的一條準則——“完整管理”。
“從一開始問病史到給他/她做檢查，從診斷到治療，從入院到出院，患者對你都是很依賴的，完整管理對患者的身心康復是非常重要的。同時，對于一個年輕醫生的成長也非常重要，有利于臨床經驗的積累、臨床思維的建立。”朱佳佳說，“剛參加工作的時候，我會覺得處理好患者的身體疾病就好，但是逐漸會發現，患者不只是一個生物體，更是一個社會體，不管是心臟還是心理，都需要關心和幫助。”
在CCU，讓患者“心”安，不僅僅是把患者從生死線上拉回來，讓患者堅定地活下去，如何讓他們活得更好、更有質量，也是醫護人員要思考的問題。
溫柔地給老人帶上呼吸面罩，時刻關注透析儀工作狀態及數據變化，替患者舉著手機和家人視頻通話……姜昕是一名剛工作5年的年輕護士，在她看來：“對這些高齡和重癥患者，不僅要具備敏銳的觀察力，迅速的應變反應能力，更要給他們足夠的心理安慰和人文關懷。”
“我們給患者提供全住院周期的人文呵護。”李江說，入院的時候，對于意識清醒的患者進行充分的、有針對性的宣教，緩解患者焦慮——讓其知道進了CCU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；住院期間，心理醫生早期就參與進來，配合醫護團隊給高危患者進行評分，力求早發現監護室綜合征，主動進行預防和心理疏導；出院的時候，會給到患者4個處方——醫療處方、飲食處方、運動處方、心理處方。
“對高血壓患者，我們提供低鹽低脂的飲食方案、適量的運動方案；對心衰患者，我們提供如何限鹽限水、如何康復的方案。”李江說，“我們希望患者早日以‘雙心健康’的面貌回歸社會。”
醫患共同決策
在急診危重癥中心，患者的情況大都十分兇險。米玉紅接診過一位老年心梗患者，有很多并發癥。“我們先用藥物進行保守治療，患者好轉之后，家屬說不想做手術，因為會診醫生通知說風險太大、太多。他們來問我的意見。”米玉紅說。
“我說如果是我，肯定做，因為不做的風險比做的風險還大還多。”米玉紅幫他們衡量了風險和獲益的比例關系，“‘萬一’肯定存在，作為醫生，哪怕風險比例是萬分之一的機率都要告知患者或家屬。但是，是不是因為這萬分之一可能的風險就放棄很成熟的技術，是需要權衡一下了。現在我們費了半天勁才把患者的病情穩定下來，具備了手術條件，如果不做手術，病情惡化再考慮手術，很可能完全失去了手術機會。最終，家屬同意了，手術很成功。”
通過這件事，米玉紅再次確認了自己的理念：“手術并發癥的風險和不做手術產生并發癥的風險，我需要充分告知，讓家屬在充分了解利弊的前提下理性選擇，這才是真正的醫患共同決策。”
醫患共同決策是人文關懷的重要方面，是對患者及家屬選擇權的尊重。安貞醫院CCU和急診危重癥中心的醫護人員對此十分清楚，并積極踐行，尤其在患者情況難以挽回的時候。
有一位91歲高齡的老人，在急診危重癥中心3個月的治療期間，經歷了有創氣管插管、反復氣管鏡吸痰、間斷的腎臟替代治療和心力衰竭治療等診療手段后，非常虛弱，有時連嘴里的痰都沒勁咳出了，只能靠護士用手指“摳出來”。
勉強維持了一段時間之后，米玉紅找到老人親屬“攤牌”：“我對老人基礎情況的摸底，您認同嗎？”回答：“沒問題。”
“如果我是親屬的話，醫生已經充分評估病情及不理想的預后，那么醫生的建議就應該是有說服力的，對吧？”回答：“對的。”
“如果發病前就沒有了高質量的生活，繼續積極治療下去，醫療費用不說，咱們需要考慮到老人此時此刻躺在病床上被痛苦折磨的心理感受，對嗎？”回答：“對的。”
“就這樣，我們小心翼翼地聊著，親屬突然哭了，哭得很傷心，道出了沒有來得及盡孝的遺憾、現在放棄有創治療后于心不忍甚至會遭到社會‘譴責’的后顧之憂。”米玉紅回憶說，“我遞過去紙巾，沒有說什么。最終，老人的親屬對我說了聲‘謝謝’，我能夠感受到他發自內心的釋然和真誠的謝意。放下了思想上的包袱，他妥善將老人轉回當地醫院，陪老人走完后續的日子。”
“相比沒有任何生活質量的長壽，我更在意的是康壽。”米玉紅說，“作為醫生，除了提供高質量的醫療技術，還可以做什么呢？我可以明確說，還可以做很多有溫度的事情。”
